文化是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反映文化，表达文化，记载文化，传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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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成语和熟语之中，其一部分是集中或浓缩了相当的文化信息的，成语或熟语群就是一部文化史，其涉及法律的部分就应当是一部法律文化史。

中国人是重动机的。在思维上往往有“动机论”之嫌。看动机，是中国人习惯于作道德评判的一个方面。

尤其在与异文化相比较而形成明显对比的时候，表现尤为明显。且不说汉武帝时春秋决狱中的“论心定罪”、“原心论罪”、“诛心之论”、“赦事诛意”等这些法律史学上比较专门的术语，即在日常生活所用的成语中，有关“心”、“意”的成语，大抵都是从动机上看人看事的。

如“居心险恶”、“见财起意”、“包藏祸心”、“别有用心”、“狼子野心”、“狼心狗肺”、“好心不得好报”等。甚至专用于法律方面的“目无法纪”、“明知故犯”、“知法犯法”，也有明显的看重动机的味道。

在与过失对举时，中国人对故意的态度，就更为明显。古代人有个说法，叫“诛故贳误”（贳，音世，宽纵、赦免的意思。），即要重惩故意犯罪，轻减过失犯罪。

东汉王充《论衡·答佞》云：“故曰：刑故无小，宥过无大。圣君原心省意，故诛故贳误。故贼加增，过误减损。”过、误都是与故相对称的概念。这样一种精神，流传至现代日常生活中，中国人能够原谅并容忍过失，却不能饶恕故意或有意的侵犯行为。

当有人无心冒犯了他人时，我们经常听到“我是无意的”或“我不是故意的”等道歉词。对方如果认定确实非故意，也会接受道歉。

上世纪80年代初流传一个故事：一公共汽车上某男性知识分子因刹车时重心不稳，而踩了某女郎的脚，被女郎诮以“德性”，男知识分子回应以“惯性”而非“德性”。这样的俏皮话，骨子里是一个对无心者应当宽宏的范例，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态度。当然，中国人强调不要“得理不饶人”，这时也派上了用场。

法官文化中提倡所谓“法有宽有猛，心有宽无猛”，也包含了对故意的避忌。

《聊斋志异》首篇《考城隍》，宋焘对“一人二人，有心无心”考题的对答，其核心句子是：“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应当说是把“有心无心”问题推到了极致。它在一个更广的层面上、更大的行为领域或生活领域里，贯彻了“诛故贳误”的文化精神。更值得注意的是，诸神对宋焘的回答“传赞不已”，看来是人神达成的共识。

故意、过失及有意、无心，涉及到一个公与私的问题，究其根源是一个动机善恶问题。故其所有道理，全在于一个道德性问题上。

宋人吕本中《官箴》谓“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意谓如果一味地避忌公罪，就会影响官事，所以应当适当地允许自己和他人犯些公罪；至于私罪，因其本就有“私”在其中，故而不可有。

唐律以来对公私罪的定义皆是：“私罪，谓私自犯及对制诈不以实、受请枉法之类……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

私罪只能由故意构成，公罪既可以由故意构成，也可以由过失构成。这样一套文绉绉的法律语言，若使用“有心”、“无心”的简白表述，意旨反而更清楚。

清人汪辉祖论做官“立心要正”中指出，“谚云：官断十条路，幕之制事亦如之。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争者公私之别而已。公则无心之过，终为舆论所宽；私则循理之狱，亦为天谴所及，故立心不可不正。”

其《学治臆说》卷下“公过不可避”条云：“一部《吏部处分则例》，自罚俸以至革职，各有专条，然如失察，如迟延，皆为公罪，虽奉职无状，大率犹可起用；若以计避之，则事出有心，身败名裂矣。故遇有公罪案件，断断不宜回护幸免，自贻后愆。”对于公之舆情及习惯上之趋向，反映的是文化深处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