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星堆的发现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南距成都40千米。遗址分布在古马牧河南北两岸，沿河一带东西长5～6千米，南北宽2～3千米，面积约12平方千米，是我国目前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出土文物最精美、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遗址年代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遗址内还有3.5平方千米的相当于商代早期的蜀国都城遗存。

距广汉城西几千米的中兴城真武村一带，明清以来，一直有文物出土，但并无重大影响。村民燕道诚家一次偶然的劳作却掀动了隐藏在历史舞台远端的古蜀王国的帷幕。生于清咸丰三年的燕道诚，本是位有功名的读书人,曾任县知事。1929年早春的一个下午，其长子燕青宝在住房旁的林盘里挖小井准备车水浇菜田时，发现一坑玉石器。第二天，燕道诚率领全家大小，把坑中的玉石器取出来，拿到房中清点。共有璧、璋、钏、珠、刀、斧及玉料共几百件。坑底，有一个用石板盖着的小石槽，里面装着五个玉琮。此后三星堆遗址被陆续发掘，解放后，这些玉器被燕家的后人交给了政府。

2.三星堆与古蜀文化

据专家考证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800～3000年左右，文化堆积又可分4期，每期数百年。目前大多倾向于将4000年前的三星堆一期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4000～3200年间的三星堆遗址二、三期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3200年以后的三星堆遗址四期命名为“十二桥文化”。再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晚期巴蜀文化”，以及秦汉初期的文化融合阶段，基本构成了5000～2000年前的考古学文化体系。

古蜀传说记载的蚕丛、鱼凫、杜宇，开明等几代蜀王，实际上是几个王朝。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的主人目前主要有鱼凫和杜宇两种说法，更大的可能是鱼凫蜀王阶段。其后的“十二桥文化”可能是杜宇蜀王的遗存。较早的“三星堆遗址一期”即“宝墩文化”阶段则可能与蚕丛、柏灌等早期蜀王有关。在一些古老的传说中，蜀先王蚕丛为纵目，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人”大面像突出双眼，其含义与甲骨文的“蜀”字突出“目”的意义相同。蚕丛之后的王柏灌以柏灌鸟为号，鱼凫以鱼鸟为号，杜宇亦以蒲鸟为号。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与传说中的柏灌年代相近的一只无冠、无勾嘴的鸟为特殊文化象征的器物。而三星堆出土的鸟头柄勺，则是鱼凫王朝用于宗教礼仪场合的舀酒之器。鱼凫的先祖曾以捕鱼为生，而鱼凫则是其借以捕鱼的重要工具。正因为鱼凫这种水鸟为古蜀先民带来了丰盛的鱼类，使他们得以生存繁衍，所以古蜀先民才如此敬仰它，以致这支族类被人们称为“鱼凫氏”。

3.三星堆青铜雕像

青铜雕像群所展示的是一个以蜀王为核心的，有着众多族类君长拥戴的统治集团结构。青铜大立人高踞于群像之上，他既有王者之风，又有主神之仪，因此是群巫之长。其他人头像则代表着蜀王治下的各级统治者、各族之长或群巫。

一些学者在研究三星堆青铜人像的面部特征后,将其分为高直鼻型和扁宽鼻型两大类，从数量上看，高直鼻型者占绝大多数，扁宽鼻型者较少。众多青铜雕像中有一尊青铜立人雕像引人注目，他头戴饰有羽毛形的长冠，脑后梳长辫，身躯细长，右臂上举齐颊，左臂曲于胸前，夸张的双手握成环状,据推测，原来手中所执的是巫术活动的所需之物—琮，赤脚立于斗形方座上。关于这个人物的身份，有人认为这是正在主持祭典的蜀地巫师，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位政教合一体制下的某个蜀王。在这座高达2.62米的青铜立像上，垂直、尖锐的造型因素形成剧烈的视觉冲击力，抽象的造型语言导引着灵魂的走向。而蕴含在这尊雕像中的力量，还经由遍布周身的阴刻龙纹、云雷纹、各种异兽纹得到提示，当青铜雕像伫立于天地之间时，人们便会在夕阳暮霭中感受到那凝聚于沉重金属中的精神震撼力。

4.三星堆之谜

三星堆青铜人像的夸张与肃穆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同时它也留给人们许多问题:那些高鼻深目，阔嘴大耳的青铜兵团从何而来?在其发展到最高峰时，三星堆文明又为何突然从成都平原消失?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及其出土器物成为人们解开古蜀王国神秘之门的一把钥匙。对于这两坑的性质，学界争论颇多。有人认为那是三星堆古蜀国人进行祭祀后的遗留，即将祭物用火焚烧后埋葬。祭祀的对象为天、地、山川及祖先神。也有人认为这两坑是古蜀国王朝更替的结果，即鱼凫族被另一新兴势力杜宇族所灭。鱼凫族最后的王及其宗族被杀，其王杖等财宝被烧毁，宗庙被捣毁，神像被掩埋……真相到底是什么，至今无法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