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一生充满传奇。唐宪宗元和十年（815），43岁的白居易由于政敌构陷，被贬官到江州做了司马，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挫折。
白居易之所以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是因为做谏官时得罪了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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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朝廷的权威大打折扣，割据之势愈演愈烈。元和十年，武元衡拜相之后，主张强势对抗藩镇，被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暗杀。这件事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白居易第一个上书为武元衡伸冤，要求调查真相严惩真凶。结果捅了马蜂窝。
先是宰相韦贯之拒谏，理由是白居易担任的左赞善大夫是太子属官，不是谏官，白居易谏言属于越权行事。紧接着，白居易当谏官时得罪的一众宵小见缝下蛆，造谣说他一贯放浪无行——他母亲因为看花掉井坠亡，白居易却写了《赏花》《新井》两首诗，“甚伤名教”。
韦贯之一看正中下怀，请旨贬白居易到江东地区做刺史。任命刚下，中书舍人王涯又捅了一刀——白居易越权行事证明他“不宜治郡”，不能胜任地方长官。圣旨说改就改，白居易成了江州司马。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按学者莫砺锋考证，白居易母亲于元和六年去世，白居易当年所作诗歌中，并没有吟咏相关事物的。儒学正统出身的白居易，不至于做出如此出格的事。归根结底，白居易在担任左拾遗期间，勇于任事，频频弹劾官员和宦官的不法之举，所作诗歌言辞冷峻，或嘲讽时局或抨击权贵，得罪小人难免引火烧身。
白居易小时候被誉为神童，“十岁能解书，十五能属文”，29岁中进士，“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此后六七年间“三登科第”，从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到左拾遗，仕途顺风顺水。科场之外，16岁时就凭“离离原上草”名动京城，后文名广布天下。半生顺遂的白居易，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之后，发出了“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的慨叹。
白居易怀着苦闷的心情，辗转数月到江州上任。贬官这件事是心头的一根刺，时不时地会扎一下。“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吏。逢时弃置从不才，未老衰羸为何事。”
白居易对江州心存芥蒂。在他笔下，江州的自然环境恶劣，“烟尘三川上，炎瘴九江边。”似乎他被流放到了一个不毛之地。
江州果真如此吗？
查阅史料就会发现，诗人只是在发牢骚。南北朝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中唐时期，江淮地区已是天下的经济、文化重心了。
江州所属的江西地区物产丰富且商品化程度非常高。当地所产的稻米、茶叶、瓷器、木材，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往长安和各地。
白居易《琵琶行》中提到“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侧面展现了江州当地茶业贸易的兴起。唐中期以后，吃茶之风日盛，茶叶需求量大增。江西就是茶叶的主产地之一。
白居易邂逅的琵琶女，因为安史之乱流落到江州，嫁给茶商，其实算是乱世中的不错际遇。只不过江州繁华不比国都，嫁为人妇的生活不及纸醉金迷的往昔。琵琶女的这段姻缘，让白居易照见了自己的命运，有了强烈的共鸣，因此“座中泣下，司马最多”。
安史之乱后，北方士人大量南移，乃至江淮地区人才辈出。江州亦如是，尤其是庐山地区，江州虽比不上扬州的“流金淌银声色犬马”，也足以为文人雅士们提供一方乐土。
白居易在稳定了失落的心神之后，开始接受并享受江州生活了。
白居易的前半生就是读书、科举、做官，仿佛一个生活优渥的世家子。缺少游历，这是白居易迥异于李杜之处。江州任上，为他提供了宦游的时间和空间，诗人正好可以补上这一课。
白居易逐渐发现了庐山的秀美，“左匡庐，右江湖，士高气清，富有佳境。”于是在庐山修了一座草堂。庐山是佛教圣地，东晋时期的慧远大师在此建东林寺，创设净土宗。庐山又是道教名山，山名源于匡俗成仙事。白居易在此结交了众多化外之友，思想上多了几分超脱，“终年牵物役，今日方一往。纷吾何屑屑，未能脱尘鞅。”
江州还是隐逸胜地。白居易对大隐士陶渊明的遗迹情有独钟。做官不得志、有志于独善其身的白居易，自然对此心向往而力趋之。白居易在江州致力于探访、追寻陶渊明当年的遗迹，也写了不少诗歌纪念陶渊明。
文人离不开酒与友，白居易在江州亦如是。有了酒，就离不开朋友，在亲情、友情、佛道、酒精的多重作用下，诗人得以忘却尘世的苦恼，在江州营造出自己的一方天地，“两鬓千茎新似雪，十分一醆欲如泥。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当然，因为有了酒和友，才有了一场接一场的聚会，才因缘际会有了千古名篇《琵琶行》。
被贬江州，让白居易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性格上少了棱角多了圆润，在明哲保身的前提下，把握隐与仕的平衡。由此，白居易的后半生，相对能够自如地出入于庙堂与江湖。
由于厌倦了朝廷的纷争，白居易主动要求外放到杭州、苏州，既远离了朝堂上的是是非非，又能在地方上有所作为，还可以享受到几分闲适，“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这个多面而复杂的状态，直到去世，仍旧是白居易的人生态度。正所谓“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他走出了江州，也仍旧生活在“江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