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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不曾长时间中断，双方的认知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逐渐脱离蒙昧走向清晰。

15世纪初，朝鲜所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显示郑和时代的明朝及其藩属国的世界观。

蒙元之前，世界对中国的地理的了解基本源于传闻，局限在以托勒密为代表的欧洲古典时期的认知，“赛里斯”和“桃花石”就是这一时期的称呼，“契丹”的称呼还是对中国的误解。

蒙元之后，外国使者、旅行者、耶稣会传教士和商人不断到访中国，以《马可·波罗行纪》为标志，西方人对中亚和远东地区的认识开始更加理性。

杭州西湖边的马可·波罗塑像。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称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

新航路的开辟让世界各地间的交流提速，1584年巴尔布达绘制出了拉丁文版的《中国新图》，地图的范围大概是北到阴山山脉、东到日本，西到黄河源、南到中南半岛，明朝边界用山脉和长城标了出来。

巴尔布达的1584年版《中国新图》

随着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耶稣会传教士逐渐成了东西方交流的媒介。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向万历皇帝敬献了他绘制的世界地图，这就是深受明神宗喜爱的《坤舆万国全图》。地图标绘出了黄河、长江以及珠江等水系，以及华山、嵩山、恒山等山脉，同时确定了中国所处的经纬度范围，西方人对中国地理的认识越来越具体。

现存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版本的《坤舆万国全图》（局部）

这些五花八门的称谓中，除了“支那”以外，其他的多处于对中国的一种局部认知，有些出于尊重，有的甚至就是美丽的误会。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能从这些名字当中，探究出中外交流的历史脉络。